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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“教育现场”特别联合“儿童中心”推出约翰·贝曼访谈。因为教师是孩子的家长,是孩子的帮助者。
星期日:什么是你最喜欢做的事情。
贝曼:如果看我是如何花费时间的,那可能是教人们怎么做治疗。因为我去大多数国家,做的大多数的事就是这件事。
星期日:什么是你最喜欢知道的事。
贝曼:我最想知道的是,什么是生命,或者是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。所以,你会看到,我在治疗中去发现,在哲学上去发现,在宗教上去发现,各个领域去发现。
星期日:如果有机会,可以与一个人换一个位置,那会是谁?
贝曼:是我当他,还是他当我。如果可以改变我的位置,我愿意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克罗蒂亚阿巴多换一下位置。我可以给你看一下他的照片。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。如果你问我要与谁换位置,就是他。但现在,我允许他还在那个位置。
(星期日:阿巴多本人知道这件事吗? )不,他不知道。我还没见过他。但我有他好多音乐。(星期日:如果你坐到了那个位置,你第一件事想做什么? )指挥贝多芬的曲目。
星期日:这是你最大的期待吗?
贝曼:噢,不。我没有这个期待。如果你问我最大的期待是什么。我想告诉你,我想让萨提亚成为治疗界的中心。在中国,精神分析现在仍占中心位置,它需要有替代了。我希望是萨提亚模式。如果我可以实现我的目标,那就是帮助人们成为自己,真正地活在自己的生命中。(星期日:你跟精神分析的核心人物交流了吗?)不,他死了。(星期日:你是说弗罗伊德吗? )是的。
星期日:对于将来,你最害怕的是什么?
贝曼:我最害怕的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。我觉得我们还不安全。
星期日:什么是你最高兴的时刻?
贝曼: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当我21岁的时候,我还在读大学,花了10个月,在印度的庙里,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刻,即使我需要5点起床。(发生了什么? )我遇到了非常美好的老师,他们教导我关于宇宙,关于生命。体验性的,不是头脑的学习,而是体验性的。那是世界上当时最平和的人,我回国后,仍记得他们与我连接的那股能量,我想它帮助了我,让我来教萨提亚模式。如果你问我一个简单的问题,在我生命中,有哪些快乐的时刻,那我的回答可能不同,需要试一下吗?(好)当我16岁的时候,我有一个自己的小乐队,就是那种小型的管弦乐队。当我18岁的时候,我已经成为一个教堂的乐队指挥了。那段经历非常美妙。这一类的片刻非常快乐。但在音乐上,我不是足够有天赋,只有把它当作爱好。我在加拿大的家里,有一个冥想的房间,一个音乐的房间。我还在做这两件事。
星期日:什么是你最不快乐的时刻?
贝曼:我不知道,但我会试一下。当我有肾结石的时候,非常的痛。可能那是我最不快乐的时刻。这20年就没有肾结石了。
星期日:你觉得你最强、最弱的品质是什么?
贝曼:是别人说的我的弱点,但是我承认。他们说我承担得太多了。有太多的事情要做,有的时候,我完不成,或者我压力过大,我的健康就受到威胁。我在11个国家做事。我最大的弱点是,我不会对别人说“不”。不是因为我不能说不,而是因为我看到了别人的需要。(星期日:是因为你爱他们? )这是我的最强之处,就是我的爱和接纳。我妻子称它为慷慨。当然,有时我会肩负太多了,就成了弱点。
星期日:你怎么看中国大陆的儿童?
贝曼: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有30年了吧。我看这边的孩子,他们非常困惑,因为一方面很溺爱,但另一方面,又被过度地要求,要求成为最有成就的人。这是非常难的。我有一种感觉,他们会遇到很多困难。所以,我想你现在的工作是帮助那些家长和老师,这是非常有价值的。因为,可能父母和老师也很混淆,一方面爱孩子,一方面又有巨大的期待。他们过得很艰难。我想,我们需要尽力而为地帮助他们。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,我看到人们太忙了。很少有时间关注孩子。我还看到,很多成人没有听到孩子内在的声音,而是在外在行为上对待孩子。我很希望成人可以有机会多听孩子的感受,与孩子分享内在感受。中国三代同堂是很常见,在西方的社会里,三代同堂是不容易发生的。我的孩子和我住在不同的城市,他们的孩子只与自己的父母在一起,我作为祖父,只是偶尔去拜访他们。在中国,三代同堂,住在一个房子里,祖父母是家庭的父母。我认为,只有当这些祖父母能够真正放下他们才是父母的想法时,他们才能帮助年轻的父母。所以,我想提醒祖父母,他们已经有过机会教养自己的孩子了,现在应该放手让孩子自己的父母教养孩子。这个听起来简单,但要做是非常困难的,通常祖父母会觉得他们的经验是比较丰富,他们比较了解,这就是冲突的由来,我希望大家能搞清楚的是到底谁在担当教育孩子的角色。
星期日:你怎么看待孩子和成人?
贝曼:孩子们是我们要珍惜的财产,他们是这个宇宙的未来,成人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环境,要从正向的方向去看待他们、接纳他们、鼓励他们,和他们在一起,鼓励他们进行新的尝试,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和他们在一起陪伴他。教育孩子是一个团队活动,团队中的每个成员——成人和孩子都有自己的角色。
星期日:什么是你的价值观?
贝曼:我想是爱。更普通的说是接纳,关爱。这可能是我核心的价值观。接纳有差异的。
星期日:你为什么活着?当然,我希望你健康。
贝曼:如果你从宇宙的角度看,答案就是我的职责还没有完成。如果我从生理角度看,我的家族成员都很长寿。我的母亲90岁去世。我的姐姐比我妈妈还长寿,现在已经90多岁了。在西方社会,我们会开玩笑,说神给我那么多任务,我还不可以死。(星期日:听到家族和宇宙上的原因,我很高兴。 )(感谢张虹对此文的支持与帮助)
[贝曼接受其它媒体采访时的观点]
如何与老师或者与孩子的家长相处
贝曼:首先是不指责孩子,了解孩子遇到了什么,然后帮助孩子,看看他是否需要改变什么。然后,与孩子的老师(如果是老师,可以与孩子的家长)聊聊,找出来老师/家长是怎么看待这个孩子的,你或许不同意对方的观点,但是这是一个事实:你看到的事实和对方看到的不一样。然后,邀请老师/家长帮助和协助孩子。通常为了解决问题,家长和老师会互相指责,关系会越来越糟糕,但如果你保持好奇心,进行一些探索,通常会得到意外的收获。
如何理解中国古话:棍棒出孝子,严师出高徒?
贝曼: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文化差异。在西方,现在是不允许这样教育孩子的,有些地方甚至已经通过法律,规定不可以通过打骂教育处罚孩子,如果那样你会受到处罚,老师也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教育学生。但我想说的是,我认为心理的伤害比身体的处罚更严重。比如我们常常会批评孩子,说他们不够好,他们做错了,我认为这是很糟糕的事。如果对孩子身体惩罚,我希望它不是来自于成人的愤怒,不是因为成人生气才处罚孩子。我发现很多惩罚是因为成人生气了。